远景
记者站：
本期特刊《武汉现场》
在开篇文章中，许多细节都被你的个人公开账户记录了下来。
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篇带有记者个人视角的文章作为开篇？
吴起
：
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杂志内容实际上需要一篇主要文章。对我们来说，整个事件的进程每天都在变化。你需要一篇能记录这些不同日期变化的文章。
最初，我们考虑如何写这篇文章以及由谁来写。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我们说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例如，武汉可能发生在重要的时间点。记者退到后面，综合所有信息，让每个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但我们后来发现，我们获得的信息量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因为现在流行的焦点在哪里？是华南海鲜吗？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第一个病人是发生在12月，还是可能发生在那之前。
后来，我们还询问了一些公共卫生专家。他们说，目前还不可能真正赶上病人，因为很可能有些人在他之前就已经被感染，但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被当作这种疾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治疗，或者他已经被治愈，或者他因为其他原因而死亡，而他并没有与新型冠状病毒有关。
因此，我们发现不可能做一个无所不知的报告。这时，记者的个人经历被带进来，需要一个个人的叙述。
因为我写了这篇文章，事实上，里面有不同的层次和身份。首先是在武汉几天的纯粹个人经历；第二层是，作为一名记者和专业人士，我有一个专业的视角来写这件事；第三层，作为杂志内容的负责人，可能会指导一个团队去战斗，所以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视野的问题。
所以整个报告，也许是第一篇文章，我都参与了写作和报道。但主编很快提醒我，我不应该做个人采访和写作，因为现在疫情如此严重，形成了一系列的报道，所以我要走出去，成为一名指挥家。作为一名指挥家，我们不应该为某一篇稿子付出太多的精力，而是要动员整个编辑部，所以我们当时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本期特刊选择了一篇带有个人视角的文章作为主文。
记者站：
当你2003年去三联的时候，你遇到了非典。那时，你是一名记者，现在你是一份出版物的内容协调员。从2003年至今，重大公共事件的报道发生了哪些变化？
吴琪：
许多早年做过调查和社会新闻的记者现在仍然做得很少，但三联书店的(硬新闻)部分没有太多记者流失。
一些反馈还说，在三联之前，情况不是这样。为什么这种流行病的报道突然变成了硬新闻？但事实上，在三联的社会新闻板块，我认为变化不大。无论是我们的运作方式、价值观还是节奏。
另外，这些人的价值观是三重的，即他们总是想做一些具有公共社会意义的新闻，而他们的价值观并没有改变。
还有一个，也和我们现在的节奏有关。因为有些朋友会说你是传统媒体，但你为什么要用新媒体的节奏做事呢？事实上，这种节奏对我们来说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每周超过150页的原创新闻出版物。本来有30多名记者写文章，我们的微信每天都是第三个晚上，所以文章量很大。事实上，在微信上，每当我们做社会热点调查新闻时，点击量都是极其巨大的。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新闻，就会让记者们努力工作。
因此，我们对这种流行病情况的报道的节奏和效率是我们通常所做的节奏和效率。
然而，这次不同的是，第一个春节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纸质杂志提前准备好了。记者不必面对15页纸质杂志的压力。这时，人们被动员起来，他们的精力集中在这一件事上。此外，有些媒体会休息，但我们不会休息，所以我们可以以不休息的态度来做(这条新闻)，我们可以不断提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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